学进去

材料一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里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中国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公元前后，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朝，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明清海通之后，欧洲文明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即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之剧变，自不免激起之革命。此殆为转变时期见于明清之主要原因。然则蒙古入主中国，人民备受异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则穷极生变，明清政治思想不得不另辟蹊径，向新方面以前进矣。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明清时期，为了体恤漕运旗丁，官府允许漕船在运载粮食的同时，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漕运人员沿途售卖获利以支付漕船沿途所需费用，或者用其易换柴盐接济食用，并且这些土宜在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免交课税。从明朝到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从60石最后增加到180石。另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这样，土宜加上漕运人员夹带的私物及其揽载的商货，三者合计，漕船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物货数量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俊丽《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材料二   中国近代铁路兴建里程表1876—1927年(单位：千米)

注：*该段铁路于1877年被拆毁，以后年份不包括该项里程数字。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整理

材料   美国的熔炉政策“迎合了当时工业化时期的“大美国＇思潮和移民实现“美国梦”的幻想”，主要在于促进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民族属性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具有“美国信念”的美国人，要求移民从语言、文化、政治行为到精神完全接受美国传统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认同和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新的美国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最早源于对美国熔炉政策的批判，它伴随着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主要强调的是不同价值观的共存，认为少数族裔具有权利，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甚至是需要的参与社会的方式，反对少数族裔在地位和待遇上的不平等。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影响较为广泛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彭朝花撰《美国民族理论历史与现实探究及相应启示》

中国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史记》，但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世界史”一词。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视角经历变化的过程。

——摘编自徐蓝《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等

材料一客家方言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客家方言与上古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唐末宋初时期，中原南下至江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古赣语。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中，客家人进入闽西、粤东，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了闽西客家话和梅县客家话。清代开始，以广东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民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逐渐被客家民众认同与接受。

——摘编自宋鸿立等《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材料二进入19世纪，中国出现了以“方言”指称西方语言的用法。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使用表示中国之地方语言的“方言”一词。因“歌谣多由方言构成”,1918年初，在时任校长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发起征集歌谣的号召，钱玄同等负责“考订方言”。1924年，董作宾将“方言”界定为“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方言概念在中国基本定型。

——摘编自林翔《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

材料三闽、粤、客方言是中国南方的三大方言，近数百年来随着离乡的华人而播迁境外，成为海内外华人社区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是极为宝贵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些方言作为大类方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没有整体消亡之虞，但是边界方言的濒危境况以及包括厦门、广州、梅州这类权威方言城市在内的方言核心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方言衰变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摘编自庄初升《论闽、粤、客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