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①我见过雍容华丽的牡丹，也见过高贵清雅的菊花；见过婀娜多姿的水仙，也见过出污泥不染的荷花；见过朴实无华的小麦花、高粱花，也见过光彩照人的英雄花……

②（  ），在我记忆深处，使我终生难忘的却是这样的一种花；它不是开在阳春三月，而是开在寒冬腊月；它不是开在花坛暖房，而是开在冰天雪地；迎接它出生的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凛冽的北风；滋育它成长的不是春雨秋露，而是人们的眼泪和心血。

③它，就是献给周总理的花。

④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夜晚，我刚刚下了车，便赶到天安门广场，去向总理表达心中的哀痛。夜色中，广场更加肃穆了，仿佛天空和大地都披上了黑纱。纪念碑下，花圈如海，哀思如海，总理的功德如海！松柏林间，白花似雪，情贞似雪，总理的节操似雪！敬爱的总理啊，您把一生献给人民，您赢得了人民的无限敬重，人民对您无限地眷念！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英雄豪杰可谓多矣，可又有哪个人的去世像我们的总理这样，使八亿人哀痛欲绝，同声痛哭？千万朵圣洁的白花，顶着寒风，冒着霜雪，凝结着爱和恨，满载着哀和愁，在祖国的大地上，为我们敬爱的总理盛开了。

⑤眼泪，是人民感情的流露，它只能为人民崇敬的英雄飘洒；白花，是人民心意的寄托，它永远属于我们的总理啊！

⑥我含着眼泪，走向那缀着白花的柏树丛。一朵普通的纸花，下面是一张纸条：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这是最普通的花，但又是最珍贵的花。它像牡丹一样华美，它像菊花一样高雅，它像水仙一样情深，它像荷花一样纯洁。这是没有生命的花，是纸做的，但又是最富于生命的花，它跳动着八亿人民的脉搏，它抚慰着周总理不朽的英灵，它具有着火山爆发的能量！敌人怕它，人民爱它！这是怀念之花，更是斗争之花，骄傲之花。

（有删改）

勤奋的画家——门采尔

门采尔是德国著名的油画家和版画家。他十三岁开始作画，非常勤奋、刻苦。他的画（反应　反映）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泥瓦匠、马车夫、磨刀人、油漆工和修车工等，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他用四年的工夫画了一幅油画《轧钢厂》，惊动了全国。

当时，有一个青年也经常作画，但画得很粗糙，因此他的画总是长时间卖不出去。他看到门采尔的画总是被人们抢购一空，就去找门采尔，向他（请教　请示）成功的秘诀。门采尔告诉青年画家说：“要说有窍门，那就是多画画。”青年画家说：“我画得不少哇！有时一天就可以画好几张，要卖出去往往得等上一年，这是为什么呢？”门采尔笑着说：“这件事好办，你不妨倒过来试试。”青年画家莫名其妙地问：“倒过来是什么意思？”门采尔郑重其事地说：“倒过来，就是要你用一年的工夫去画一张画，那么你一天就能把它卖出去了。”青年画家说：“一年画一张画，那多慢哪！”门采尔严肃起来：“画画是艰苦的劳动，是没有捷径可走的。”青年画家回去后，就认真地画起来，用一年的时间画了一张画，（果然　居然）不到一天就卖出去了。

（有删改）

一双手

那一天，我们见面时，先礼节性地握手。两只手握到一起的瞬间，我惊讶了：我握的是手吗？那简直是半截老松木！

我本能地想抽回手来，可是没得逞。那只大手似一条厚棉被，把我的手紧紧地裹住了。

我低下头去察看，翻过来看手心，调过去看手背，整个手呈木色，手的纹路又深又粗，染着黑土色。掌面像鼓皮一样硬，老茧布满每个角落，特别粗大。一根手指似三节老甘蔗。左手大拇指没指甲，长过指甲的地方有四条裂纹，开成上下两个“人”字形，又黑又深。手指各个关节都缠着线，染成了泥色。

“指关节缠线做什么？”我问。“治手裂。”张迎善说。

“手裂贴胶布涂手油多好。”

“栽树是手活，穴里的草根、石块得用手拣出来。要保证苗苗不窝根，苗根得用手送进土里。栽一根苗，手得往土里插三四次，胶布、手油不顶用。”

“你一天能栽多少棵树？”我问。“1000多棵。”一天栽1000多棵！他的手一天得往土里插三四千次！10天、20天？……这双手幸亏是肉长的，若是铁铸的，怕也是磨光、磨透了。

林业局工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说：“这双手已经栽树26万多棵。仅1981年至1985年就造林33垧，改造迹地林和次生林44．5垧，这双手生产木材1300多立方米，枝丫3500层积立方米。这双手让这位32岁的年轻林业工人，成为伊春林区最年轻的育林功臣，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双手栽的树使小兴安岭上的西北岔河水，第一次变清了。这是一双创建绿色宝库的手。”

看着这双手，我仿佛看到了一山山翠绿的森林……我隐约悟到：美，是以丑为代价的。

父亲

不负寸光阴（节选）

在北洋法政学堂的6年里，李大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书籍，时常挑灯夜读到深夜而不自知，为了勉励自己学习，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钊”，意为努力、勤勉，并为自己取字“守常”。由于十分仰慕荆轲、高渐离那样的义士，李大钊还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筑声剑影楼”，典出战国时期荆轲和高渐离刺秦的故事。在这座书斋中，李大钊整整奋斗了6年。

1913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因为“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放弃了进入国内法政界的光明前途，毅然远走他国，寻找济世救民的良方。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了解历史，一方面，李大钊十分痛恨日本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后，从封建社会转入了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为东亚最为强大的国家，在许多的方面，中国人又不得不像向日本学习。就是在这样一种极为痛苦纠结的心理下，李大钊选择了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在出国之前，李大钊再一次游览了五峰山，他在火车上目睹一起日本驻屯军士兵枪杀5名中国警察的事件。心中悲愤交加，在《游碣石山记》中，李大钊特别写道:“彼倭奴者， 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选自《李大钊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母亲的眼泪

母亲很贤淑，且性格坚毅。她不像有的女人，动不动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我正念小学四年级。那时我们家很穷，我一年四季都打赤脚，寒冷的冬天，我的脚背上裂开了一道道口子，一走动，殷红的血球就直往外滚。晚上围在冒着浓烟的火塘边，劳累了一天的母亲用热水帮我洗去脚上的污垢。然后就把我伤痕累累的双脚抱在怀里轻轻揉搓……

见到母亲第二次流泪时，我已快念完高中。我莫名其妙地病倒了，病因无法确诊。一个星期，我都处于昏迷状态，滴水未进……醒来后，我就再也没有昏迷，并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起来了。

母亲第三次流泪是为我考取了大学，家里却无法为我准备像样的行李而发愁……她折叠着的毡条年纪比我还大，上面层层叠叠地印满了地图似的尿痕。母亲边折边流泪。我也鼻子酸酸的，我平生第一次吃甜食吃出了咸味。书上说，眼泪是软弱的具体写照。我说，不！母亲的眼泪使我体味到，眼泪也是爱。流泪，是因为爱太多，满得往外溢的一种结果。

不要出声

周总理从玉泉山治疗癌症回到西花厅后，恢复到了原来的工作状态，张医生老是劝总理做全面检查，而总理每次听到，眼神里都会透着不情愿，低声（恳求 要求）医生：“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往往都是以周总理胜利（完毕 告终）。没过两天，张医生又来“拉锯”，拉来拉去，磨来磨去，周总理实在（忍受 忍耐）不住反复“拉锯”，不得不去接受一次复查。

6月初的一天，夜里一点多，秘书纪东忍不住走进总理的办公室。他看着手表提醒：“总理，时间不早了，还有14分钟。”因为越南外宾已经来华，要求马上就见周总理，外事活动安排在半夜两点。周总理似乎也累得不行了，觉得该歇口气了，就很听话地站起了身子。“唔，你们作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总理身体微微一晃，又迅速恢复了以往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秘书一看所剩时间不多，看来周总理又顾不上吃饭了。他马上给负责招待工作的领导打电话，让在会谈场所准备一点儿吃的东西。

秘书刚打完电话回来，就见客厅里人来人往的，大家都很着急地在找总理。秘书一惊，这怎么可能呢，刚才还说去刮胡子，怎么会“失踪”了？

大家这才想起来去卫生间里寻找。门推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只见周总理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儿的刮脸刀，歪着身子，倚在镜子前睡着了……瘦削灰黄的面孔上是一双深深凹陷下去、紧紧闭着的眼睛。

大家站在门口，谁也不愿意上前叫醒总理，相互看看，感觉每一个人的眼睛里就一个愿望——不要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