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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海禁政策相比明初实行时更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严行海禁并废除了市舶司，这使得番商失去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大兴走私贸易。海商也逐渐转为了海盗，“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齐民也”。福建巡抚谭纶奏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若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中央政府中也有很多同谭纶持相同观点的大臣，明朝上层最终开始考虑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1567年，明穆宗宣布在福建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海澄舶税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除了维持稳定海疆以外的又一重要好处。因此，明朝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海澄舶税的制度，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将税收分类并固定下来，这为中国开启海洋贸易国际化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

——摘编自薛振威《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思想变革——以隆庆开海为例》

材料一   茶叶贸易多数是由政府控制的商队或公司进行的，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的伦敦、俄罗斯的恰克图等港口都因为茶叶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俄国皇室和上流社会把中国的茶具作为最珍贵的室内摆设。荷兰鼓励妇女在家中举办茶会，联络亲朋，加强社会交往。社会上建立的茶馆也面向女性开放，为女性提供了家庭之外的饮茶和交流的空间。英国在接受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同时，也根据自身的风俗习惯创造出新的茶文化，形成了“下午茶”，茶馆成为“十八世纪早期伟大文学、音乐和艺术家……碰面和交换意见”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茶馆也是社会下层人士休闲放松之地。

——摘编自车乒、蓝江湖《丝绸之路上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及其对欧洲的影响》等

材料二   1669年，英国政府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18世纪末，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230万磅，与这个世纪的头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200倍。1851年，英国人将中国的茶树和制茶技艺带到印度，茶叶在印度和锡兰被大面积种植。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植园以机械化工序培育茶叶，成本和价格降低，茶叶质量也大大提高，“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欧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摘编自（英）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材料一 辽宋夏金时期，大批汉人迁移到契丹腹地，女真人大批迁居原北宋统治的地区，南宋出现了“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情况，各民族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形态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辽、西夏、金民族政权在承囊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学习中原的汉文化和统治制度，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西夏“曲延儒士，浙行中国之风”，金仿汉制行科举。两宋王朝设置榷场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互通有无，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材料二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在大量任用儒家人士作为国家治理的栋梁同时，设四于学，把《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译为蒙古文。忽必烈用大一统的思想指导正史修撰，把《宋史》《辽史》《金史》同列为正史，不去强调“华夷之辨”，这蕴含着“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忽必烈还继承了多民族中国经济发展重视农业的历史传统，专门组织编撰了《农桑辑要》，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为劝农官，并将中华民族历史传说人物和杰出人物都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

-摘编白王文光、马宜果《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