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整顿风气，打击豪强，实力迅速提升，“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曹魏名臣刘晔指出“（辽东）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更是越海收东莱诸县，自立为辽东侯。曹操平定北方后，东部鲜卑开始大量进入辽河以西地区，并不断向东迁徙，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

——摘编自张天放《汉末至东晋初期人口迁徙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材料二   有学者指出，总的来看，汉末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东东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迁移；由山东半岛渡海向辽东迁移。今天的辽宁等地是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区域。学者对比两汉辽东户数，统计出其增长率为14.625%。对照全国户口负增长的形势，这一数字相当可观。迁入人口多来自周边的幽、冀二州和渤海海峡对岸的山东半岛，幽冀民众大多由“卢龙塞”和“傍海道”进入辽东，而山东半岛居民则大多“浮海”至辽东，其中不乏时之名士：如东莱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等。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

材料一   总之，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有条件的合作。它的破裂是诸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与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从土地问题这一角度来看，两党指导思想不同是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两党不能求同存异，照顾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是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而两党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则是合作破裂的直接原因。

——摘编自吴九占、孟凤英《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材料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编自徐玉凤《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材料   农民发现，只有联系农作物产量来计算劳动者的报酬，才能客观评价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而且必须实行承包经营，于是1978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出现。各地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至1980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由1979年的1%上升至9.4%。1982年一号文件指出，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民进一步发现，“包产到户”是将指标内的产品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才奖励给承包农户，而“包干到户”则是在完成国家农业税、集体提留和其他费用之后，农户拥有对农业剩余的全部索取权和占有权。至1984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为99.1%。“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摘编自易棉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路径、绩效与经验》

材料   从目前来看，制约全球化黑暗面的只有力量尚微弱的“反全球化”运动，但它的日渐活跃使人们不无理由想象：为弱者和处于边缘者的利益而抵制富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存在，并已卷土重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迫使政府与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别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数者问题。就道德导向而言，“反全球化”可能最终会促使全球化建立一种“太空船道德”（K．波尔丁）而非“救生艇道德”（G．哈丁）。后者指在紧急情况下，大家都同意把数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而前者指太空船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哪怕发生不测事件，也不能撇下任何人，因为即或有一个人被扔出，其余人仍难生。为了生还，唯一可行的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共同排除。如果全球化果真使这样的道德原则内在化、制度化，那么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病将一扫而光，会更富有人情味。

——摘编自杨中强、蔡娟《“反全球化”运动：探析全球化未来走势的一个新视角》

材料：何谓“文化自觉”?1997年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提出这一问题，并将其发展历程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思想产生了文化差异共生共美的语境，在此语境涵盖下，其所表达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的实质表现为适应不同时代需求而必须进行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思想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优良继承、创造生成以及在世界文化交流体系中的近代文化自觉，涉及内容广泛。简言之，不外乎处理文化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既互动统一，又相对独立。从源头上讲，虽然西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但大量的东渐则在鸦片战争之后。

——摘编自孙墨等《论中国近代思想的文化自觉理路》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的实践相对有限，但也不乏成功的范例……1955 年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1949~1954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国家仅仅有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4个国家，而到1959年底，尼泊尔等1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 1965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建国初期18个增加到49个……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摘编自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制定内外战略策略最根本的依据。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体现，国际交往主要是以合作为基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江泽民则强调“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中国“不仅要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积极作用，更要争取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委员会’(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关键成员，在‘有理有利有节’和斗而不破的策略指导下，渐进地和有效地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之更加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方向”。

——摘编自张涛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选择与发展》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