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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①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②，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伸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田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天。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战？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浑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③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④有时若此，类名^⑤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选自《史记·伯夷列传》）

①皇侃《论语义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没世，谓身没以后也。身没而名誉不称扬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

②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虽怯弱，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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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论中，我们常常见到“文”和“质”这一对词语。它们被用来评论作家作品，概括一定时代的文学风貌，还被用来说明文学的发展等，因此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十分重要。

“文”字的本义是指线条交错或者色彩错杂，由此引申出华丽、有文采的意思。而“质”字，凡事物未经雕饰便叫做“质”，犹如器物的毛坯、绘画的底子，因此含有质朴、朴素的意思。这一对词语最初不是用于评论文学，而是用来评论 【甲】 的。《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这段话中的“文”、“质”，人们一般解释为：“质”是指“诚”一类内在的道德，“文”则是指文化知识一类外在的东西，“文”和“质”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其实按孔子原意，这里的“文”、“质”是指文华和质朴，都是就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言谈举止、礼仪节操而言的。一个人若是缺少文化修养，言辞拙朴，不讲礼仪，便如同“草野之人”；相反，若是过分地文饰言辞，讲究繁文缛礼，就如同那些掌管文辞礼仪的史官了。这里不存在本末内外的关系。

以“文”、“质”二字论文学、论社会政治生活，与用它们来论人物有着密切关系。《韩非子·难言》论述向国君进谏之难：“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这句话可能就是本诸《论语》。其中“繁于文采”即“文”，“以质信言”即“质”，分别指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再后来，东汉班彪说《史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很可能也是从 【乙】 的话而来。“质而不俚”是说文风质朴而不至于俚俗鄙野。“文质相称”是说文饰润色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之弊。魏晋以后文论中用“文”、“质”二字，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指作品的外部风貌而言；只有少数场合可理解为近似于今日所谓的形式和内容。

总之，古代文论中经常出现的“文”、“质”这对词语，大致上具有一以贯之的含义。古代批评家要求文学作品能够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当他们不满于文坛风气过于靡丽时，便强调“质”的方面；而当文风过于质朴时，又有人出来强调“文”的方面。“文”、“质”这对概念，体现了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和他们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摘编自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