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有较大的自治权 | B.领主的权力受限 |
C.自治的历史渊源 | D.民主的决策机制 |
A.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 B.发现资本主义产生的规律 |
C.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 | D.揭示资本和劳动关系真相 |
A.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必然动摇 | B.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可持续 |
C.世界经济发展导致美元贬值 | D.国际市场对美元依赖增强 |
A.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代价承担者 | B.跨国公司是生态问题罪魁祸首 |
C.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关联 | D.人类命运共同体即生态共同体 |
材料一 冯梦龙整理、编创“三言”,虽然不能完全排除逐利的目的,但他要通过“三言”来醒世、导俗,进而实现其济世的高远之志,却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他的工作是以收集、整理、润色为主,因此原有的附着于宋元话本故事的娱乐性、消遣性痕迹就仍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冯梦龙一般很少现身故事主干作连篇累牍的说教,只是利用篇首和篇尾的诗词,对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在此基础上来引导读者,这是一种相对含蓄的作法,不影响市民读者对小说故事主体的消遣阅读。
——罗小东《 “三言”“二拍”作为通俗文学的特点及局限》
材料二 《十日谈》成书于1348——1353年。作者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和但丁双峰并峙,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最高成就。薄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小市民图子里长大,喜爱文艺、多才多能,《十日谈》实际上是薄伽丘搜集加工当时民间故事的结晶。100篇故事大都以14世纪的佛罗伦萨为背景,是当时市民社会众生相的生动写照。由于鲜明的反教会倡人本的市民意识倾向,《十日谈》自诞生之日就深受民众欢迎。至16世纪,已刊行87版。
——任世江《<中外历史纲要>解析(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晚明小说的功能。材料一:在政府不予干预的情况下,经济作物的种植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左翼学者述及的乡村惨况,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萧条期。当时乡村危机……更本质的原因则是中央政府缺乏应有的执政能力造成的。当市场波动之时,具有垄断规模的企业经营者势必要转嫁危机,由于缺乏政府的保护,力量分散的农民最易沦为经济危机的终端受害者。
——杨耕《中国近代史研究》
材料二:近年来,党和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三权分置”改革,它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三权分置”开辟了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新路径。实行“三权分置”,赋予新型经营主体更多的土地经营权能,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三权分置”丰富了我们党的“三农”理论。“三权分置”实现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有利于促进分工分业,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增加财产收入,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魅力,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重要内容。
——尚云才《“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
(1)根据材料一,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材料:法制建设是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下图为17—19世纪西方法律建设历程。
A.民族国家 | B.封建行会 | C.世俗王权 | D.基督教会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至宋代已达到一个高峰。江南地区的城市尤具代表性,其人口之稠密、工商业之繁荣,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丽繁盛的城市”。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稳固了江南城市在古代中国经济地理中“独占鳌头”的地位,引领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与“核心功能区”;江南地区城市成为古代中国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为城市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 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三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伦敦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城市发展带来的所有问题。于是,大量普通人群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唐朝的国家机构中,有不少部门参与到科技管理之中,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铸钱监等掌管各种手工业和水利工程的部门,集中了各种专门人才和大量的优秀工匠。在人才选拔中,唐代设置了“明算”一科,与明经、进士等科目并列。据记载,唐代共有32人因发明受到奖励,如李淳风发明了浑天仪,太宗加授其为承务郎。总之唐代科技成就是辉煌的,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王颜《唐代的科技与世界》
材料二
国家 | 科技举国体制简况 |
美国 | 二战期间,总统直接领导“最高政策小组”,动员政府部门、各类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攻关,实施“曼哈顿计划”。二战结束后,通过项目经理制在全国遴选科技人才,以研发合同动员市场资源集成创新,实施了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的“大科学”攻关。 |
苏联 | 二战期间,斯大林在国家国防委员会下设科技委员会,建立众多的研究所、实验室和科学城,形成了“管理—科研—生产”的联合体。二战结束后,制定了优先发展原子能、航天等战略,打造了“政—军—工—科—教”一体化的国家科技体制。 |
——据张宇等《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路径》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1949年11月,党中央组建中国科学院,承担全国科技事业管理工作。通过构建计划引领、统筹分配、组织动员,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国建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体制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任务,我国实现了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跃升。中共十四大后,运用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摘编自唐亚林、郝文强《新型举国体制:历史演变、时代特征与模式构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