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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生活保障建设。1948年，东北行政区委员会颁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解放后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经验并奠定了基础。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位得知此消息的职工说：“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到1952年11月底，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企业达2860家，职工320万人。1953年，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改的决定》。1956年，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职工达到1600万，比1953年增加了近4倍，签订了集体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10倍，合计共有2300多万职工享受了《劳保条例》规定的不同保险待遇。至此，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占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1956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

——【美】托马斯纳斯特《总统的就职演说》（1861年3月23日）

材料   1872年，在华英国人提出在上海外滩筑堤并建造外滩公园。时人便将外滩公园释以“公家花园”四字，并提议向社会募捐筹修建之资，而非向西方借贷，以免花园落成后“将禁华人入内游玩，以示结清严密之关防”。然而公园落成后，华人仍不免受到排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开放，全国各地外国商人开始提请建造“公众花园”。清朝末年，清廷派出考察团对西方各国社会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后，发现城市中均大量建有公园等公共设施，于是将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视为西方列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受此启发，各省督抚纷纷开始重视创办公园，并寄希望于公园的建设能够“开各人智识”。社会舆论也将公园视为强盛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1917年，有文章指出，中央公园开放之后，一年四季，不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即便“日暮天寒”，园中仍旧游人“往来如织”。公园如此受到市民的喜爱，可见此处“必有于心理上受无穷之感化，于身理上受无形之利益，而不自知者。”

——摘编自胡蝶《从清末民初公园论看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建立（1870—1920）》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