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整顿风气，打击豪强，实力迅速提升，“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曹魏名臣刘晔指出“（辽东）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更是越海收东莱诸县，自立为辽东侯。曹操平定北方后，东部鲜卑开始大量进入辽河以西地区，并不断向东迁徙，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

——摘编自张天放《汉末至东晋初期人口迁徙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材料二   有学者指出，总的来看，汉末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东东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迁移；由山东半岛渡海向辽东迁移。今天的辽宁等地是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区域。学者对比两汉辽东户数，统计出其增长率为14.625%。对照全国户口负增长的形势，这一数字相当可观。迁入人口多来自周边的幽、冀二州和渤海海峡对岸的山东半岛，幽冀民众大多由“卢龙塞”和“傍海道”进入辽东，而山东半岛居民则大多“浮海”至辽东，其中不乏时之名士：如东莱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等。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

材料一   总之，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有条件的合作。它的破裂是诸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与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从土地问题这一角度来看，两党指导思想不同是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两党不能求同存异，照顾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是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而两党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则是合作破裂的直接原因。

——摘编自吴九占、孟凤英《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材料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编自徐玉凤《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材料   农民发现，只有联系农作物产量来计算劳动者的报酬，才能客观评价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而且必须实行承包经营，于是1978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出现。各地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至1980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由1979年的1%上升至9.4%。1982年一号文件指出，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民进一步发现，“包产到户”是将指标内的产品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才奖励给承包农户，而“包干到户”则是在完成国家农业税、集体提留和其他费用之后，农户拥有对农业剩余的全部索取权和占有权。至1984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为99.1%。“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摘编自易棉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路径、绩效与经验》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的实践相对有限，但也不乏成功的范例……1955 年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1949~1954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国家仅仅有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4个国家，而到1959年底，尼泊尔等1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 1965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建国初期18个增加到49个……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摘编自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制定内外战略策略最根本的依据。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体现，国际交往主要是以合作为基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江泽民则强调“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中国“不仅要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积极作用，更要争取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委员会’(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关键成员，在‘有理有利有节’和斗而不破的策略指导下，渐进地和有效地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之更加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方向”。

——摘编自张涛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选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