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向中国人致敬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入学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说过对话课教授的问题刁钻古怪，要我小心。

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名来提问。

在我自认为巧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后，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吗？”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你的问题。”

他清楚地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告诉他我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积……

“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金班同学一起，都转过脸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教授盯牢了我，又问：“您走遍了中国吗？”

“除台湾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又问，“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先生。”

教室里有了笑声，教授却不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今？”

“教授先生，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没有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教授的思路十分敏捷：“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是您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上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才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我实在愿意知道：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也有兴趣清楚这一点。”

我忽然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地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一宇一字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也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教授离开讲台向我走来，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想知道，一个普通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国家的。”然后，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致敬！下课。”

走出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走。好一会儿后，我们俩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