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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天”在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它又同时具有道德哲学或人生哲学的内涵。张岱年说：“古代哲学中所谓天是有歧义的，或以指主宰之天，或以指自然之天，或以指义理之天。”他还指出古代先贤中，孔子、墨子、孟子及董仲舒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宋明理学或讲天即理，或认为心即天，其要义都在强调天的独一和绝对。就是说，遵从“天”是对绝对客观外在的承认，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要求。基于这一认识，先秦时代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天下”观念。

“天下”观念的基本原理，就是“‘天下’万物都反映着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及“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根源，是先秦“天下”观念中所表现的“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认识，这是“天”作为最高主宰的外在表现。由于“天”在道德上的内涵，“天下”观念还有另外一层道德上的必然，亦即“四夷”尊崇中原，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和优先性。甚至可以说，“天下”观念在早期中国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而存在的。当然，早期中国相对周边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天”的外延和内涵被普遍认同的客观原因。

古代中国对于“天下”观念的叙述，可以理解为道德与制度的系统构建。早期中国的“五服”及周的封建与宗法制，秦汉之后的羁縻、土司制度乃至宗藩制度，都是对于“天下”的制度构建。除了原本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之外，“天下”观念亦因此成为一种维护秩序和安全的手段而被实用化。可以说，“天下”观念兼具道德与实用之二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由多层复杂内容构成的抽象的“天下”观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巩固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维度的“统合”功能。

一是“天下”观念使“华夷一体”或“华夷一家”思想有了理论根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及立场，会使华夷之间既合又分。华夏及“四夷”族群，一方面彼此融合，另一方面又存在客观差别。当强调彼此融合时，即所谓“华夷一体”，是一种“合”的表现。当注重他们之间的差异时，就会存在“华夷之辨”的分野。“华夷一体”及“华夷之辨”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

二是“天下”观念推动了各区域族群的不断融合与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受“天下”观念影响形成的“天下一统”政治目标追求，有助于各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不同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小而大不断滚雪球式发展。

当然，“天下”观念虽使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态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不断巩固，但理想与现实的割裂、不同区域族群在文化及经济等方面表现的客观差异、“中国”与“四夷”既统一又对立的形态，使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了极大的差别，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复杂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乏“天下”观念，则“华夷一体”将没有适宜的理论阐释空间。“天下”观念使华夷之间的转化、结合有了理论谱系，成为维系中国古代各族群不断融合的根本思想根基。

（摘编自段金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论析》）

材料二：

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人鲜明划出“中国”“华夏”与“四裔”“夷狄”的界限，而所谓“华夷之别”“夷夏大防”，主要不是族群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异。孔子说过“内诸夏而外夷狄”，也是就其文化程度而言的：“内诸夏”为礼仪之邦，“外夷狄”乃化外之民。

最初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即“天下”，后因张骞、玄奘与郑和等出使的经历，对“天下”（世界）与“中国”（华夏）的大小观念虽有认知，但迟至明清，仍顽固地把“中国”等同于“天下”。即便不得不承认“天下”大于“中国”时，他们也依旧坚信，“中国”位居天下之中央，形成一种将“四裔”也包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观。这种中国中心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件，附着于儒家思想之上，自始便有强烈的文化意义，并在“四夷”压迫“中国”时越发高涨。当北宋受到辽朝与西夏的威逼，学者石介就在其《中国论》里强调：“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当“中国”一词用于国家概念后，大一统的中国君主，无不把自己视为整个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表示：“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这种观念不自唐太宗始，直到明清皇帝那里，仍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在古代世界，中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不仅朝鲜、日本等深受中华文化浸染的东亚国家对中国深表认同与仰慕，其他周边民族也对中国表示向往。周边民族与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向慕，是中华强势文化在外部世界的折光，这种反射回来的折光，让古代中国人更加沉在原有的文化优越感中。乾隆朝修撰《皇清文献通考》时就陶醉道，四夷“自附于中华之教，是则圣人之道之大与圣朝之化之神也”。

文化优越感以精神层面支持了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又以国家形式强化了文化优越感。这种互动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古代中国在处理外部世界事务时，对周边民族与国家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大与不屑为伍的鄙视。于是，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四夷”的关系中，不仅没有平等可言，甚至连起码的对等关系也不能接受。大业初，隋炀帝见到日本国国书抬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就大为不悦道：“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摘编自虞云国《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