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数字人文方法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它以人文主义为灵魂，保留人文研究者们的人文感性和批判性思维；以计算机技术作为路径，通过信息检索、超文本、多媒体、计算机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和数字地图等数字方法，延伸人文学科研究的时空范围和纵深程度。数字人文方法是一个具有“跨越”意义的方法，它不仅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跨越了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的界限。数字人文平台一反传统人文平台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强调社交性和交互性，预示了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发展趋势。这对于深化社会学研究和优化社会学方法具有重要的多重启发意义。

当前社会学研究方法大致是以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二分天下。一方面，数字人文方法可以满足量化研究对“量”的要求。受实证主义之风的影响，依赖数据库、统计软件等计算机工具进行作业的量化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大规模的数据库、语料库或共时性的数据流为定量研究提供充足的样本量，甚至省略抽样过程直接对总体进行研究。毋庸置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较传统的数据研究效果会得到一定提升，更便于研究者从中发掘规律、趋势和反常事件。另一方面，数字人文方法也可满足质性研究对“意义”的探求。已有研究表明许多质性数据往往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可视化处理，就足以解释其隐含的重要现象与规律，一反数字技术只适用于定量研究的固见。强调体验的田野调查法有其局限性，在对田野日记的收集、解释和分析中往往囿于研究者的主观视角。在数字人文方法的帮助下，原始作品将被上传到网络中并进行传播，在此过程中，其他研究者可以在原始文件之上不断地添加、修改和混合，大量细节不断被发现，直至展现出一幅完整的社会图景。

数字人文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不止于此，它也给予文献研究以技术支持，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自由选择对文献进行“细读”或是“远读”。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量化分析，研究者不再苦恼于难以消化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这不仅会提高文献阅读的效率，那些依靠细读无法获得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也会浮出水面。可视化也是近年来数字人文领域已趋于成熟的研究方法，它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对数据的聚合和提取，将其转换为图形、表格和图表等形态的一种方法。以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中，图形等作为为文字论证提供解释或佐证的辅助性工具，需要为文字叙述服务，难免受到研究者主观解读的影响。但可视化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论证方式，具有清晰、易读和客观等特点，可以丰富研究成果的视觉呈现。

我国是一个拥有源远流长的人文思想的国家，人文主义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数字人文方法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才可发挥最大的能量。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要把握好“科学”和“人文”两者的平衡，推动数字人文方法与社会学研究的结合，为数字人文的应用提供发展空间。

（摘编自《数字人文方法推进社会学研究创新》）

材料二：

数字人文已经取得诸多成就，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其应用价值，需要学者们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来探讨和验证。

数字人文不仅是一种技术，不仅是人文学者使用渐多的查询检索方法，也体现着传统治学方式与数字技术关联融通的开放态度；它开启了新的研究窗口，改变着我们惯用的工作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组织学术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宜将其与人文学科的终极价值、人文学者的学术想象力对立看待，而应当意识到，数字人文的应用为我们提升研究水准、回应多面相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人文要登上新的台阶，有赖研究者针对计算技术“提问”，这与我们的学术视野、学术前瞻力相关。这是一个逐渐趋于完善的过程——尽管绝对的“完善”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实现。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是这一过程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亲历者。人文学术与计算技术的“知己知彼”，双方的沟通与契合，对我们是一挑战。数字人文技术的完善，不能仅靠期待、“仰赖”；研究者的实践，实践中提出的议题、发现的问题，正是推动相关技术手段纠错、细化的必要条件；而所谓“范式更新”、“思维革命”，则要靠研究者自身基于新条件、新可能的努力。

从古到今的技术、知识与思想，无不靠“人”的追求与创造而生成；迭进更新的技术、知识、思想，时时刺激、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无论目前数字化还有多少不足与改进的空间，这一基本潮流终归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具备清醒的认识，就能依靠“互联”的持续探索、共同的学者智慧引导数字人文的方向与历程。

（摘编自邓小南《数字人文与中国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