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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原始时代，在自然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无法认知的现象，太多的无法把握的因素，原始人只能通过“以己度物”的方式来解释对他们来说充满神秘的世界，相信环绕他们的世界是有神灵在起作用。三星堆文化虽然走出了原始时期，但也只是处在文明之初，仍然是一个巫术弥漫、政教合一的社会。神的观念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中仍然是占有绝对主宰地位的观念。他们仍然把一切无法认知的现象、一切无法把握的因素都归结为“神”，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都与神建立起了联系，或视之为神灵，或赋予其神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更深的层面上，古蜀人造器的目的还是为了他们自身。通过“民以物享”的各种方式敬神、娱神、贿神，以达到“祸灾不至，求用不匮”的目的。保佑的范围并不止于王权政治的长治久安，还延伸到部族全体的康乐吉祥。由此出发的艺术造型活动不仅是属“神”的，也是属“人”的。

古蜀人用于象征神的器物材料基本上是青铜、黄金、玉石，这是古蜀人有意识地选用的物质媒介。因为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可知，在三星堆文化中还有大量的陶器、石器，而且石质材料已被古蜀人运用于器物造型之中，遗址出土的两尊双手反缚、无首、跪坐的石雕像就是证明。这两尊石雕像经考证，其身份是奴隶。可见古蜀人对材料的性质有清楚的认识，对材料的使用有明确的分类。陶、石等材料基本只用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制造，即使用于器物造型也只限于表现地位低下的奴隶，而与巫术祭祀、宗教信仰有关的神灵、巫祝、法器则不用这类材料来制造。古蜀人用青铜、黄金、玉石来“传神”一是由于这些材料珍贵难得，既能在主观上反映制造者意图的虔诚，又能在客观上反映表现对象高贵庄严；二是这类材料坚硬耐磨，不易损坏，与神的永恒、无限的性质有暗合之处。

从三星堆文化器物造型的实际看，古蜀人进行艺术造型主要是遵循模仿的原则，他们通过想象来理解世界，所以他们模仿的神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想象中认为应该如此的样子。这也是原始思维和观念的产物，原始思维是“象”的思维，“象”的思维要求准确全面、细致周详地表现“象”，而且原始的“象”的思维并不区别原型之“象”和造型之“象”。在原始思维中，艺术造型就是原型本身，那么艺术造型当然要逼真地表现原型。巫术或宗教思维是从原始思维衍生而来，也要求逼真地表现原型。

三星堆器物造型的目的是为了“以形传神”——化心中之神为手中之神，用形象来表现神灵、神力、神性，使之有形可感，成为崇拜的偶像，这是一种宗教活动，但当古蜀人用形象来“传神”时，这种宗教活动就与审美活动密不可分了。

（摘编自李社教《宗教“传神”与艺术“传神”——三星堆器物造型的文化美学透视》）

材料二：

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曾经历过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较，中国青铜时代具有独特的气质与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器物形态和功能，主要以青铜礼器为其大宗，其次为青铜兵器，而青铜农器较为罕见，体现出文献记载中国早期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鲜明特点。二是青铜器包含的青铜资源、铸造工艺、使用与流动等要素，都体现着国家层面的财富集中和权力象征，这和西方世界仅以青铜器作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功能性特征有着明显区别。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成就已经为我们绘出了一幅中国青铜时代极为丰富的“知识图谱”。

三星堆青铜文化器物群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部分，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的青铜头像组成的“青铜神灵系统”，其二是以各种神灵动物和“神坛”“祭坛”组合而成的“祭祀礼仪背景”。两者之间形成的精巧结合，恰好是上古中国对上天、神灵、祖先顶礼膜拜的历史场景的缩影与再现。

如果说在旧的中国青铜时代知识图谱当中，殷商青铜器主要以用以祭祀的容器类青铜礼器反映着中国青铜时代的气质与形态，那么，三星堆的反映则更为古朴、更为原始，也更为直观。上述古史传承体系中记载的神山、神树、神鸟和其他神灵动物不仅都可以在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得以展现，最为难得的是，作为上古时期祭祀过程中的许多流程和细节，文献早已缺载，但三星堆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却系统性地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历史线索。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考古重绘中国青铜时代“知识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