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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文学体裁中的一种，直接取材于自然界和现实生活。林庚曾在《唐诗综论》中指出：“诗歌语言诗化的过程， 不止是语言的精炼灵活而已，更重要的是形象性的丰富。展开对形象的捕捉，活跃诗人们的形象思维，最广阔的天地便是大自然的景物，这就是大自然的对象化。”这里的大自然应属于广义的自然，即人的生活环境，因为唐诗中不仅仅有山水湖海、花木禽兽，更有大量的亭台楼阁、宅院庭房，这些建筑描写同样是当时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写照。

“径”作为生活居处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径” 的本义是小路，径的；形态特征是窄与曲，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径”频繁出现在诗歌作品中，如“花径不曾缘客扫”“野径云俱黑”“万径人踪灭”“竹径通幽处”等。再如“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谢灵运《游南亭诗》）、“紫荷渐曲池，皋兰覆径路”： （江淹《池上酬刘记室》）。从形式上说“被径”与“发池”相对，“曲池” 与“径路”相对；从内容上说“兰”与“径”共同构成幽雅之境。可见，“径”已经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小路而具有了审美性。

为了使“径”意象的形成脉络清楚化，采用列表方式，梳理了六朝诗歌（表1，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诗歌为依据）和唐代诗歌中“径”的用法。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云山’‘宫云’等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呈现在我们心镜中的，是玲珑明彻的两个物象。”诗人们将两个普通的物象结合起来，并把自己的情感熔铸其间，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普通的意象。同样，“径”由一个物象经过诗人的情感点缀转化为了一个个丰富的意象。“竹径”“幽径”“野径”等在唐代诗歌中被大量运用，并不是偶然的。正如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松竹梅并称“岁寒三友”那样，“竹径” 从普通的物象进入到诗歌里，已经逐渐产生出象征的意义。诗人不仅用植物性情来表征“径”之情态，还把士人崇尚的品格叠加在“径”的意象上，形成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径，如“竹径”“兰径”“松径”和“隐径”“野径”“逸径”等。于是，“径”便由一个普通物象转化为诗歌中的审美意象，由实而虚，完成了诗意化的过程。

“三径”和“竹径”，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三径” 最初指家宅中的小路。典出东汉赵歧的《三辅决录》：“蒋诩归乡里， 荆棘塞门，舍中三径不出，唯羊仲、求仲从之游。”这是有关“三径”的最早记录。由于蒋诩的高蹈和隐逸引起后人模仿，因而“三径”便与隐逸相关联，被认为是古代隐士的家园。最先引“三径”入诗文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中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句，由于陶渊明在后代文人中的影响深远，因而出现了“元亮径”“松菊径”等各种说法，以至于出现了“历来对‘三径’一典，多认从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的情况。另外，用求仲、羊仲之典象征友谊，如“叹兹三径断，不践十年余”（乔知之 《哭故人》）用“三径断”慨叹敌人的离去，友情之深可见；“应怜蒋生径，秋露满蓬蒿”（钱起 《秋夜寄袁中丞、王员外》）用“蒋生径”倾诉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可谓对“三径”的拓展。

“竹径”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实指到虚化的过程。唐诗中的竹径也有很多写实的诗句，如常建的“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破山寺即兴福寺，在虞山北麓，寺中有大片的竹林。由于对竹径的喜好，唐代文人在园林中“开竹径”，如“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萝”（杜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竹径被虚化，首先用来表现幽雅意境的构筑。后人评常建此诗指出，“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并列的，用几个具体意象来表现古寺的幽静”。其次，“竹径”经常与“上人”“山人”“寺院”等相联系表达禅境。第三，竹径与桃源、仙家的结合更把竹径虚化了。“竹径桃源本出尘，松轩茅栋别惊新”（崔混《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竹径与桃源并列象征出世的高洁；“御酒瑶觞落， 仙坛竹径深”（徐彦伯 《侍宴韦嗣立山庄应制》），竹径与仙家并列象征隐逸的闲适。“竹径” 于是从生活中的竹林小路这样一个现实性的具象上升为具有隐逸和闲适色彩的幻化意象。

“径”由具体的生活物象转换成为审美意象，这是一个诗化的审美过程，也是文化的积淀过程。成为诗歌意象之后的“径”，不再是普通的小路，而是含有丰富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的符号。但诗化以后的“径”意象，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诗歌和其他的文学创作中，而是再一次被运用到建筑环境的营造中，重新成为实指的物象。这一次意象重新转换成物象，不再是早期实指的物象表达，而是将诗化的载负着文人士大夫价值观的意象，运用到庭院或园林的布局中。生活中的普通物象，经过历代文人的歌咏，成为审美意象；又因它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而被再次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成为真实物象。这种转换，使得建筑物象渐染了文人性情，从而打通了诗歌与其他物质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使我们看到诗歌是和文人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关注诗歌与文化大环境的联系，是我们认识诗歌本质的重要方面。

（摘编自朱易安、王书艳《物象的“诗化”和意象的“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