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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德”，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表述被世人认为是伦理学“金律”的标准表达。其次，是比“金律”次一等的“君子之德”，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银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肯定的层面推己及人的过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否定的层面推己及人的过程。二者相比，肯定性“金律”要求人们积极、主动、自觉地做好事。“银律”只是要求人们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这相对而言是被动的、消极的，比较容易做到。

圣人、君子层面的道德律，并不适用所有人际关系的协调，所以孔子并没有教条式地要求人们据此去做，他认识到金律与银律有时不太具备现实可行性和现实价值。子贡赎了奴隶而不取金，孔子却批评他：“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救了溺水者，被救者用一头牛来酬谢他，子路接受了，孔子却称赞了他，因为“鲁人必多拯溺者矣”，这就引出了孔子道德思想的第三个层次——“凡人之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被认为是孔子道德思想的第三个层次，即道德“铜律”。铜律的行为原则虽然是非道德的，然而这个非道德律也有积极作用，因为这一原则是对反道德行为的抵制。这句话的原文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这段话的上下文来解读，孔子针对“以德报怨”而提出了“以直报怨”，表明了他对“报德”与“报怨”的不同态度，说明他对于突破道德底线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严厉谴责的。因为“以德报怨”固然是值得称赞的道德修养，但它一旦付诸行动危害就甚大，小人做起坏事就可能变得肆无忌惮，法律惩恶的理由就不充足了，所以孔子坚决反对。

（摘编自关多义、张民省《论孔子“直”性思想的法学意蕴》）

材料二：

“以直报怨”的“直”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两千年来很多学者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首先，历史上的权威学者一直把“直”作为“正直”或“大公”来解释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对“以直报怨”的注释是：“于其所怨者，爱憎取含，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但是，如果把“直”理解为“正直”，这前后句的意思就会发生冲突。从语法结构上看，“以德报德”中两个“德”都是名词，而且意思都是“恩惠”。“以直报怨”的“直”则是形容词，“怨”却是名词。一个句子中的两个词语的词性前后如此不一致，显然不符合作为语言学家孔子的表述。而且，如果把“直”理解为正直之“德”，又把“直”的意思看高了一层，就会使这句话变成了以“德”报怨，岂不是自相矛盾；后来，还有学者把“直”理解为“值得”“对等”“同值”，这样以来，“以直报怨”的意思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行动准则，这等于说“直”是“怨”的替代，即孔子主张“以怨报怨”。这种理解恐怕也不恰当。这种理解要求自己针对他人行为采取对等的反应，以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岂不使自古流传的“怨怨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等一些儒家宽厚温和的做人教诲，也变成了无稽之谈！

因此，“以直报怨”的“直”，首先肯定不是“德”，其次也不是“怨”。既不是“正直”的意思，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人天生的“直性”。《论语》中出现的“直”字还有两处，一处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指的是一个人性格直爽却不懂礼仪会因说话刻薄而伤人；另一处是孔子给子路讲“六言六蔽“的问题，孔子的第四条是“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以历代注家的解释，“绞”的意思是语言尖刻，容易得罪人。这是孔子针对子路不加约束的性格说的，要求他做事情不能任着性子来，而应该加强学习，否则“直”的美德也会变成“绞”的弊病，与人相处显得太尖刻。“以直报怨”的“直”与这两处的直的意思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特定的别人加“怨”于我时，孔子认为不能再退缩，而应以“直”的态度，“绞”（尖刻）的言语进行反击。表现为此时可以不受礼法约束而大声指斥、谴责，据理力争，反映出一个人对不公平境遇的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

最低层次的道德价值律是反道德的铁律。套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句式，铁律表现为“己所不欲，先施于人”。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没有明确讲到这样的话，是后人根据“银律”的逻辑推出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现象。“铁律”是与“金律”和“银律”背道而驰的反道德准则，也试图摆脱“铜律”必然诉诸理性报复的规则，以“先施于人”的预设，做出损人利己甚至不利己的勾当。“先施于人”的策划当然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只不过与“铜律”所要求的原则不同，它完全是赌徒式的非理性博弈。“铁律”对于任何社会的安定和有序都是威胁，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认识到了“铁律”对社会的危害，所以，不断制定、修订法律把制止“铁律”作为惩恶扬善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关多义、张民省《论孔子“直”性思想的法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