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鲁迅写的小说作品最小，但影响最巨。他就凭着一本中等厚度的中短篇小说集，高踞在当代中国小说的峰巅，何故？

倘若从文化角度去看，这奇迹的根由便一目了然，就是他那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鲁迅是第一位创造性地使用这个文化视角，来视察、感受、认识、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后升结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来，而这种“文化人”是指特有的文化铸成的具有特有文化性格的人。鲁迅的小说中有最典型的“文化人”的形象。在鲁迅的杂文中，也有这种潜在的“文化人”屡屡出现，比如《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等等。鲁迅的这种“文化人”，不是真实的而是逼真的，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深层的表现。这既是悟性的发现，更是理性的创造。它专门是写出来供“批判”用的，而这批判为了唤起国民的自省。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写过不少的回忆录式的著作。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它成了西方人东方观的根本与由来。只要翻一翻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看书中那些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全面总结，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对鲁迅的影响多么直接。一个民族很难会站到自己的对面看自己，除非有个对方，便能从对方的瞳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

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他需要这种视角借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又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当然，他的偏激具有某种时代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偏激，才使他分外清晰和强烈。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边隐藏着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

（摘编自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有删改）

材料二：

“东方主义”是殖民文化的产物， 它基于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涵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主义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世界，就这样纳入了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西方对东方的这种“创造”始于近代，最早到中国的一批传教士，是“东方主义”最早的“创造者”。他们根据西方的期待和需要，将一个神秘、野蛮、怪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东方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

“东方主义”看似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其背后隐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本质上是政治霸权的同谋。它最终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使西方获得了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侵略成为“拯救”，掠夺成为“帮助”；二是使东方看清了自身的缺陷，并将“自我贬损”作为自我拯救的基础。

1902年，鲁迅在日本留学，开始考虑中国国民性的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经过艰苦的思考，他提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重建理路，这“异邦”，其实就是“西方”。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文章中，他重点批判了老子的学说，而他推崇的尼采、拜伦、雪莱等，都是西方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具体的思考建构上，鲁迅有自己的个性，但在总体思路上，他基本上接受了东方/西方对立的二元思维。

不过，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固然与“东方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但他的思想一旦形成，就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生命力。“东方主义”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鲁迅改造国民性与“东方主义”在最终的价值指向上截然不同。“东方主义”的目的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为了使东方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借助于“东方主义”的思路，最终达到消除“东方主义”的目的。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高悬于东方/西方之上的理念，它可以抵消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理念就是“世界”意识。“世界”观念的引入意味着中西二元对立观念的突破，而前者的确立更揭示着后者的部分解体。第二，在借鉴“东方主义”的同时，鲁迅一直激烈地批判“东方主义”。在有关《月宫盗宝》和《上海快车》两次“辱华电影事件”中，鲁迅在讽刺中国人自欺欺人的同时，也对“饱暖了的白人”拿落后民族取乐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摘编自张全之《鲁迅与“东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