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沖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①人总是要死的，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②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 ）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③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前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④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       ，或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bō  bāo）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你说得对，我们（   ）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xìng  xīng）旺起来。

长征路上尝百草

1936年夏天，张思德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翻过大雪山，开始过草地。

艰难地走了二十多天以后，战士们身上带的干粮全都吃完了。为了战胜饥饿，走出草地，完成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党组织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了带头“尝百草”的庄严号召。那时候，张思德还没有入党，但他被那些党员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带头尝草的勇气所感动，于是暗下决心，要向他们看齐，主动加入“尝百草”的活动中。只要看到以前未见过的草，他总是先尝一尝，一旦找到一种能吃的草，就马上去告诉其他人。

有一回，部队来到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忽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看上去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去，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感到又甜又涩。不一会儿，他感到有些头昏脑涨，全身无力。又过了一会儿，肚子-阵绞痛，随之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把手中的草一扔，就栽倒了，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张思德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想着别人，直至最后为保护人民利益光荣牺牲。

（选自《中外和谐楷模100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十六年前的回忆（节选）

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去。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  猛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惧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响起（粗暴  粗鲁）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简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